但是创建者们有敢于创新

在这期间我迎来我的50岁生日,我的学生给我过生日的时候开玩笑说:“董老师,人家小青年去闯深圳,你一个50岁的人,去闯什么深圳?”不过,那时我主意已定。从1990年到1991年底的这两年时间,我一直在和领导、同事沟通。直到1991年的12月底,上海社科院领导同意放我之后,我立刻就到了深圳。

虽然我不是在上海出生,但是我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是在上海度过的,大学毕业后,到外地转了一圈之后,又回到上海。我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,上海社科院对我也很好,让我筹备国际私法研究所。

我对香港法律的研究,也受到了深圳大学法律系的关注。1989年我到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,深圳大学法律系主任李泽沛老师邀请我来讲课,并动员我来深圳大学。

我们社科院的领导也不愿意让我走,深大给社科院发了三封商调函,社科院领导坚决不同意。但是只有我知道,未来将成为我研究重点的港澳法律,只有在深圳才能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,于是我就痛下决心要来深圳,之所以说“痛下决心”,是因为我对上海是有感情的。

1964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,1970年分配到安徽省,先在军垦农场劳动,后任中小学教师,1979年我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,师从卢峻教授研究国际私法。从1982年开始,研究香港法律和中国的区际法律,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已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年轻的教授,并奉命组建上海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,还当选了上海市人大代表。也许在别人看来,我在上海的风头正劲,可是,我却在此时萌生了来深圳大学教书的念头,1991年年底我终于来到了深圳大学。20多年过去了,我也早已退休,但是深圳与我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情缘,深圳谱写了我人生中一节美丽的乐章。

1990年,我决定来深圳的时候,已经将近50岁了,而且不管是我的领导,还是我的学生都不愿意让我离开上海。得知我要离开上海,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亲自找我谈话说:“小董你不要走,你在上海社科院还有发展空间。”

当时深圳大学开展香港法律教育是国内破天荒的事,深深吸引了我,我也从1982年开始研究香港法律,在国内很多刊物上发表了有关香港法律的文章。

深圳大学法律系是1983年随着深圳大学建立而建立的,深圳大学法律系建立之初,力量薄弱,只有十来个教师,但是创建者们有敢于创新,敢为天下先的勇气,根据深圳毗邻香港的优势,抓住了香港回归的历史机遇,率先开展香港法律教育,开办了香港法律讲习班,请香港的法官、律师和法学家,如杨铁樑、梁定邦、梁爱诗等人讲授香港法律,在内地和香港出版了中文版的《香港法律十八讲》《香港法律概述》等书。